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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勇中国社会不能只是王思聪们玩的舞台

发布时间:2021-01-21 14:47:56 阅读: 来源:二氧化氯发生器厂家

石勇:中国社会不能只是王思聪们玩的舞台

王思聪在社会竞争中继承这么一个优势地位,仅仅因为他是王键林的儿子,出身这种东西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仅仅是一种运气,一种在道德上偶然、任意的因素,他真的在道德上应得这么一个地位吗?同样,那些屌丝们,仅仅因为出身穷人家庭,就活该处于劣势吗?

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最有钱,是“中国第一富二代”,衔着金钥匙出生,什么都不用干,享有的东西,是屌丝同志们奋斗N辈子估计都难以得到的。他换嫩模就像换衣服一样。而有很多屌丝,连女朋友在哪儿都不知道。

对此,有A先生表示,人家继承“富爸爸”的财产,不偷不抢,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A先生的话有问题吗?表面看上去没有,思聪同学做什么是他的自由。

但是,有另一个人B先生说,不对吧?王思聪在社会竞争中继承这么一个优势地位,仅仅因为他是王键林的儿子,出身这种东西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仅仅是一种运气,一种在道德上偶然、任意的因素,他真的在道德上应得这么一个地位吗?同样,那些屌丝们,仅仅因为出身穷人家庭,就活该处于劣势吗?

6年前,看着有中国特色“自由主义”的那副样子,我像余秋雨同志一样“含泪劝告”——“自由主义”早被号称“自由主义者”的那帮人玩臭了,还是换一批人吧。

6年后,在一片沉寂中,另一批人终于上来说话了。

他们拿出了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版本:平等自由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这个版本在西方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德沃金——以及德沃金的学生、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金里卡。

2014年4月,青年学者周濂在和香港作家陈冠中对谈时,说“其实我觉得平等自由主义或者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是时候应该亮出来了”。我相信,这句话无论是从周濂的嘴里说出,还是从别人的嘴里说出,都憋了很长的时间。

8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的30多位学者、作家、文化名人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这是华人思想界第一次以左翼自由主义为主题所召开的研讨会。

10月,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动态“新特点新动向”的调查分析文章,说“自由主义阵营中出现了左翼”。看来,“左翼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存在,已被各方所正视。

但存在了,在这个社会,又能有怎样的命运呢?

是什么?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左翼自由主义”到底在主张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现象:

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最有钱,是“中国第一富二代”,衔着金钥匙出生,什么都不用干,享有的东西,是屌丝同志们奋斗N辈子估计都难以得到的。他换嫩模就像换衣服一样。而有很多屌丝,连女朋友在哪儿都不知道。

对此,有A先生表示,人家继承“富爸爸”的财产,不偷不抢,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A先生的话有问题吗?表面看上去没有,思聪同学做什么是他的自由。

但是,有另一个人B先生说,不对吧?王思聪在社会竞争中继承这么一个优势地位,仅仅因为他是王键林的儿子,出身这种东西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仅仅是一种运气,一种在道德上偶然、任意的因素,他真的在道德上应得这么一个地位吗?同样,那些屌丝们,仅仅因为出身穷人家庭,就活该处于劣势吗?

看上去,B先生的话是不是也有点道理?

英国政治哲学家大卫?米勒做了一个思想实验。他假设有一个班级,在这个班级中,有一个男孩非常牛,无论是考试、作文竞赛,还是搞活动、踢球,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奖金、奖品好像都是专门为他准备的。从我们的道德直觉上看,这没有问题吧?但是,米勒请我们再想一想,对此我们是否感到遗憾?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还是有点不对劲?

这是肯定的。毕竟,我们不会认为:班级就只是某个人玩的舞台。社会同样不只是少数有权、有钱、有名的人玩的舞台,以致其他人只有看戏的份。之所以有一个班级,一个社会,是要尽可能让大家都有得玩的。

好,B先生的话,和米勒的意思,就很接近左翼自由主义的主张:“正义是制度的首要美德”、“政府应对公民平等关切”——虽然它并不仅仅有这些主张。

谁都知道“自由主义”,就像谁都知道“社会主义”一样,不排除有很多人会有情绪反应,但说“左翼自由主义”,可能听者不以为然。而之所以不以为然,是受到一个流俗之见的影响。

这个流俗之见认为:左派强调平等,右派强调自由,而左翼自由主义嘛,不过就是平等也要,自由也要,就是对构成冲突的平等和自由这两种价值的一种妥协或折衷。于是,左翼自由主义似乎没有自己的逻辑和深刻的东西,玩的不过就是“左翼+自由主义”,立场模糊,毫无个性。

于是,在习惯了二元化思维的很多中国人那里,它也就里外不是人,左派认为它是“右派”(因为它批评权力),右派认为它是“左派”(因为它警惕资本)——前些年,“自由主义”在舆论上得势的时候,很多自由主义小混混干脆按照自己的素质和理解能力,骂有左翼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是“左棍”。

确定无疑的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具有相对性的政治光谱中,左翼自由主义属于“左翼”这个范畴内,但此左非彼左。它并不像流俗之见所认为的那样,是在平等和自由中妥协——它的一系列主张,是论证、推理出来的。

另外,在左翼自由主义眼中,平等和自由并不构成冲突。它们之所以看起来冲突,是因为绕过了正义(公正)这个裁判。这个裁判同时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左翼自由主义的主张是怎么推出来的:

它的“阿基米德点”是康德所说的一句话“人是目的”。这句话相当于数学上的“公理”,相信不会有人公开跳出来说,一个人就应该是另一个人获取、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虽然事实上往往如此,但它在道德上是错的);人是目的,意味着每个人在尊严上、权利上是平等的;他们都应该有符合其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的自由;既然如此,政府应该是人们同意之下的产物,它不能侵犯人们的各项基本自由和权利……

问题还没有完。如果一个社会贫富悬殊,很不平等了呢?左翼自由主义会说,这是错的,必须通过对富人征高额税收来补偿穷人。但右翼自由主义马上抗议了,说这侵犯了富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对于这种抗议,左翼自由主义的回答是:没有侵犯他们的自由和财产权,因为贫富悬殊来自于一个原本就不公正的分配制度,原本就是富人多拿了,现在只是还给穷人而已。

可以说,左翼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真正的(也就是很难异化的)“穷人理论”。一方面,它可以防止政府权力滥用,侵害人们的权益;另一方面,它防止一个社会中的强者、富人伤害弱者、穷人,从而,把平等、自由这些好东西扩展到所有人身上,追求“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在道德上,这显然有很强的吸引力,吻合我们的一系列道德直觉。

“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恰恰也是今天的中国非常需要的——我想说,是非常需要。

为什么?

但左翼自由主义,会有影响力并改变中国吗?

了解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人都清楚,在过去,是新左派、自由主义、儒家“三足鼎立”,自由主义在知识分子,或自认为有知识的人那儿曾有广泛的影响——影响到了什么地步呢?我印象中,即使一个人完全不清楚密尔、洛克、诺齐克这类人是干什么的,在网络上骂人前,他也会先喊上一句“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似乎这么一喊,就可以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给“自由主义”提供过非常好的机会。一直到大概2008年以前,中国社会舆论的土壤都有点偏右。一方面,精英们要“防左”,另一方面,“左”有历史污点,被污名化,在“势”上落了下风。可以说,除了权力对自己激进诉求的打压,“自由主义”在竞争中占据了天时地利。

可惜,很快就不行了。

首先是所谓“自由主义者”自身的问题,许多自称、被称或号称的“自由主义者”,脑子里却充满了“左—右”、“黑—白”之类的二元化思维,而且是极端的文青式的二元化思维,圈子化明显,轻易排斥持不同观点者,在学术上也没有太多创造性。插一句,很多公知,就是由“自由主义者”进化而来的,只不过,当“自由主义”被玩臭时,他们中已极少有人还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了。当然,玩了一段时间,“公知”这个词也被他们玩臭了,这是后话。

更要命的是,当年那些“自由主义者”念念有词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多么与时俱进,而恰恰是西方早已抛弃的历史垃圾。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只是对应于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低级版本,站在资本一边,对平等、社会福利政策特别反感。这正是经典的“右翼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

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被学者甘阳质问,到底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回答是:贵族的。因为一种站在资本一边,拒斥平等、社会福利政策的“自由主义”,逻辑上虽然没有否定,但一定兑现不了平民也享有自由的理论承诺。而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同时面临两个大问题:制约权力、社会不公。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最多能够对解决第一个问题提供思路,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无异于火上浇油。因此,在贫富悬殊、国企MBO(管理层收购)的热潮中,“自由主义”退化为一种为社会不公和权贵资本“抢劫”进行辩护的理论。

这样的“自由主义”能有好名声,估计老天都不会答应吧?

到现在为止我都感到奇怪的是,自罗斯福新政后,和资本主义捆在一起的“右翼自由主义”,在社会制度、政策层面,慢慢地就已被西方抛弃了,为什么前些年,一些人还像捡了宝一样地准备推销给中国社会呢?左翼自由主义的一个观点,可能会让某些“自由主义者”绝望: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只有偶然的联系,只是在历史上碰巧大家差不多一起出现而已,在逻辑上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所以,最好不要绑在一起。

而从欧美的历史发展上看,大致有两条轨迹。一条发生在欧美的非东欧国家,先是搞右翼自由主义,搞得比较夸张——我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不好意思,他是左翼自由主义者)曾痛苦地回忆:在20世纪初的时候,你敢在美国提社会保障这类东西,马上就会被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大帽子。接着,在经济社会危机中,慢慢从极右向左靠拢,最终走到左翼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这两者最为接近)。另一条轨迹发生在东欧,先搞右翼自由主义,最终也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可以说,从世界历史的趋势上看,极左和极右是慢慢会没有市场的,平等、自由、民主、公正、社会福利,这些价值,已经成为“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就明白中国的“自由主义”为什么这么快走向破产。而等到“自由主义”被玩臭很久后,左翼自由主义才出来,已经是姗姗来迟了。

会如何?

前面说过,左翼自由主义吻合我们的一系列道德直觉,而且也是今天中国社会非常需要的。但它确实有点生不逢时。

有一系列因素会让它举步维艰——当“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召开的时候,我就作出了这个艰难的判断。

它在社会舆论层面,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现在“启蒙”早成笑柄,中国整个社会已经发生改变,进入了一个更加强调秩序和安全的时代。被挤压在一个狭小空间是必然的。非常有可能,它也就是一小群知识分子的谈资。

当年,新左派、自由主义、儒家等争论,各自有广泛的影响,有一个历史性的背景,就是中国的走向似乎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因此,各自似乎都可以发挥其影响中国走向的作用。但是,现在当“无知之幕”揭开,中国该怎么走的问题,答案似乎都没它们什么事。

在社会心理层面,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而左翼自由主义恰恰是一种需要耐心才能够理解的思想理论。它不像别的思想理论,可以提供一些精炼的、富有激情的口号。比如“不自由,毋宁死”、“打土豪,分田地”、“人人生而平等”、“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就很让人激动。

不能通俗精炼就容易远离大众。同时,左翼自由主义在情感上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吸引力。我们希望平等,希望自由,希望公正,左翼自由主义吻合我们的道德直觉(我们从直觉上知道这样是对的,那样是不对的),同时也会引起我们的自然情感反应。但是,和民族主义等比,它毕竟是一种“理性理论”而不是一种“情感理论”,无法唤起“心理群众”,或者说,容易形成“心理群众”的群体对它是没多少兴趣的。仅仅从“受众”这一块来说,左翼自由主义在传播上没有多少竞争力。

另外,正如“左”曾经背负过历史包袱,被污名化过一样,在今天,左翼自由主义还得为“自由主义”被玩臭的后果埋单。很可能,本来算在“自由主义”账上的东西,都会算在左翼自由主义头上。要证明和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不是一伙的,谈何容易。

以上这些,都是从表层的社会土壤(也就是特定时期的政治、社会、舆论氛围)来考察。而就中国社会的深层文化土壤来说,我发现它真不是左翼自由主义的沃土,起码现在不是。

和很多思想理论不同的是,左翼自由主义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理论,没有文学的审美给它包装,没有经济学的利益来诱惑,没有宗教的精神气质来激起人们的向往和勇气,没有和“民族”、“国家”这类字眼联系在一起的原始情感可供催化,没有黑白分明的二元思维方式来成全人们的“条件反射”——这就不太容易让人激动了,很不痛快。它不太契合中国人的思维:非逻辑思维、模糊思维、二元对立思维、情感反应思维。从思维上来说,它是陌生的东西,属于“他者”,要获得广泛响应,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很多东西,也许就是宿命。从西方历史来看,左翼自由主义是由古典自由主义进化而来的,是自由主义成为主流后,在回应社会需求时的一种自我扬弃,而不是从天而降。但中国没有这个东西,它没有这个基础。而问题是,它又不可能像别的思想理论一样,可以激进地改造、重构一个社会。那,看上去,虽然它可以切入人的内心,能够回应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但在社会层面,仍只是漂浮的思想文化云团。

作者简介:石勇,中国心理分析技术派代表人物,凤凰网2014年十大影响力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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